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立足于中华政治文明的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民主建国的产物，它充分反映中国人民——当代中国最广泛政治联盟的根本利益、基本价值，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东方共同体的生命意志、政治智慧，不仅有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促进中国发展，也有利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
本土生长的优秀政治文明成果
民主惟有本土长成的才是合适的和可靠的。世界上没有唯一的民主模式，各国民主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也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以历史规定的基本政治矛盾、现实政治需要为转移。
中华民族基本的政治矛盾和需要，始终是要构建和巩固自身的“一体的多元”、“多元的一体”，即在确认不同阶级阶层、族群地方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独有价值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确立和巩固统一有效的基本价值、基本规范，如一以贯之的道统、政统和学统，特别是偏中央集权的政体。梳理这些价值规范会发现，中华民族的古典智慧、核心理念，总不外乎“和而不同”——尊重多元差异、倡导交流沟通、促进融会统一。深谙和而不同方能长治久安——我国政治先天即具协商共识的禀赋。
及至近代，辛亥革命结束了专制帝制，实质开启了中华民族转型为现代政治民族、现代共同体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民主革命，完成了中国国家与民族的现代建构。随着人民民主、共和国新价值新规范的确立，中国社会再次实现“一体的多元”和“多元的一体”的重建。不同既往，此次重建吸纳了全新政治特质，导向了现代民主与文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延安边区“三三制”到新政协“协商建国”及贯穿至今的“协商治国”，从潜在的文化基质到现实的政治可能及全新的制度实践，协商民主破茧而出并蓬勃发展。
作为中国政治文明演进的结晶，我们的协商民主最适合中国国情和需要，最能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统一，这是其在政治文化上最大的自身优势。
最广泛政治联盟的民主实现形式
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两者一开始就在人民的内涵上有明显分歧。人民在西方是独立、分散的公民主体及其集成，这决定了自由民主自然且浓重的个体本位、权利导向。在中国，人民是党领导的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及一切爱国者的最广泛政治联盟，这决定了人民民主浓郁的社会本位、公共导向。
人民民主以民主集中原则构建和运转权力体系，在党的领导下维护联盟的一致与共和、确保联盟利益的均衡和整合——就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此就要创造性地结合选举与协商，来实现党和政府全面有效的领导、保障人民广泛有效的参与。就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实现自身领导，要担负起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这一超大规模共同体的责任，就尤其要坚持群众路线、巩固政治联盟，尤其要借重协商民主并将其作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依托。
由于巩固和发展政治联盟是人民自己的事，是中国共产党及政治盟友共同的事业，故其实现形式——人民民主特别是协商民主自然要借助统一战线，自然带有组织上的大统战特质。由于政策活动都有联盟政治考量，故党的工作、政府过程也自然带有行为上的大统战特质。由于实现党和国家各项奋斗目标都离不开社会不同主体、各个方面的共识与合作，故人民民主自然要体现其政治本质上“商量政府”和“商量政治”的大统战特质。这都决定了“人民民主的共和”及“人民共和的民主”逻辑和实践的枢要，是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开展和发展。
基于大统战特质，协商民主主导形成选举中有协商、协商中有票决的新型共识政治、共和民主，既重实体真实、又重程序规范，既方便集中领导、又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与西方民主比，它能防止竞争加剧对抗并导致社会断裂、共同体解体的“民主失灵”，避免因选制关系而合法产生的多数却每每偏离、背离民意的“民主悖论”，避免选后人民即难以做主甚至无法做主的“民主缺位”。更真实、更有效，这是其在民主政治上最大的比较优势。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
我国国家治理所依托的各项根本、基本政治制度都经由协商而生成和运转。中国能在短时间内重建、巩固一体多元的新秩序，推进改革、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靠的就是党的领导以及持久、广泛和深入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重要依托。它突出政治设计的合理性，有利于构建和完善结构合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它强调治理活动的亲民性，尊重和倡导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能真正凝神聚力、开启民智，有利于提升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它强调广泛的兼容性开放性、有强大整合能力，能保障人民群众有序有效的参与，有利于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强化共同体意识和促进国家统一；它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说服力，有利于维护公义、协调关系、化解冲突、增进和谐。
我国协商民主的规范体系、政治安排更贴近现代治理的精神。与西方一些做法相比，它不搞政治交易，其存在本身即象征、生成着现代治理的目的和价值。它能避免不同政治力量间的恶性竞争、杜绝利益集团的垄断治理，特别是能防止因“政治景气周期循环”而衍生矛盾、酿成危机。这是其在国家治理上最大的比较优势。
对于世界民主与治理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兼具世界眼光、民族情怀，在政治上实现了现代性、民族性的统一，也为人类贡献了最富中国智慧的政治民主和现代治理方案。
从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整体看，第一，该方案在中国的适用本身即在壮大民主、进步力量，即在有力推进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第二，其形成和确立要领先于西方数十年，因而具有开创性、典范性，当然有资格有能力为国外相关探索提供镜鉴。第三，其成功完全取决于独立自主的探索——不照抄照搬，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着力满足自身现实的需要——这也是其最具启发性和借鉴意义之处。
从民主发展的逻辑及其多样化的历史展开看，第一，作为非西方社会自然长成的新型民主的方案，它将共同体和最广泛政治联盟视作民主的原点，更突出人民主体性，更真实、更切实地体现了主权在民原则，使人民不再像在西方那样往往只被视为提供选票的拥趸。第二，它强调民主运行中协商的主导性，能修正传统民主诉诸竞争—制衡因而往往事实上有悖共和精神、民主原则的弊端，为人类开拓了超越传统民主的新路。第三，结合一些非西方国家因循西方模式也感染其诸多弊病的教训，它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选择并昭示：不迷信所谓“普世价值、标准模式”，确立起自己的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有利于民主深入、政治发展。
从国家治理以至更广泛的全球治理来看，第一，它跳脱了西方治理难以戒除的“零和博弈”甚至“恐怖平衡”，以“和而不同”的中华智慧强化了“合作型博弈”的积极影响，能兼顾公平效率并最利于遏制对抗、管理冲突、增强合作、提升治理效能。第二，较之西方模式，它致力于排除霸权而尤其倡导权威——成功的说服，强调行使权力要基于平等协商，利益分配要基于协商的权威，故更利于决策和实施、更利于提升治理效能。第三，它在适用时既注重达成共识的目的，更注重达成共识的过程，有利于不同社会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各方面主体自觉负责地着眼大局、兼顾各方，以平等、持续和有成效的沟通对话来促成共同的安全与福祉、和谐与进步。
